傅国涌: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基础教育,今日的中小学远不如民国

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-04-14 23:47: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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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东方早报


转自:世界华人周刊(ID:wcweekly)


作者:傅国涌,历史学者,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。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,现居杭州。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,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。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《金庸传》、《百年寻梦》、《叶公超传》、《追寻失去的传统》、《1949年: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》、《发现廿八都》等。


我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,但是政治的根基在教育,所以我从政治追溯到经济,从经济追溯到教育。但我指向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。


我认为,历史不仅仅是关乎过去的事,历史乃是关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事。我一直倡导,无论经济、文化还是教育,都不要走捷径,要走一条最笨的道路,脚踏实地,我喜欢用一个词“得寸进寸”。这个词蕴含着我对中国未来社会变革的一种态度,我不赞同一步登天,一夜醒来一切都改变了。我非常关心中国的教育往何处去,因为教育往何处去就是中国往何处去,教育到达哪里,中国的文明就到达哪里。今天靠孔夫子的那一套已经不管用了,我们必须寻找孔夫子以外的资源重新建造中国的根基。


教育不是一个结果,而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。一个人的生命能否展开,起点在教育,尤其是学校教育。如果没有学校教育给一个人提供最初的翅膀,他的生命是无法展开的。


20世纪的中国,在各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人物,有不少人只读过小学、中学,没有读过大学。比如范用,中国最优秀的出版家之一,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、总经理,是小学毕业。著名作曲家周大风,十几岁就开始谱曲,他也只读过小学。金克木,北京大学著名教授,也是小学生。


中学生里面,后来成大气候的有钱穆、叶圣陶、梁漱溟等人。他们受到的中小学教育,足够给他这样的翅膀。所以我常常认为,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它的高等教育,而是基础教育。十几年前,我只关心中国的高等教育,后来慢慢开始关注中学,2006年春天出版了一本《过去的中学》,后来就关注到小学,出版了《过去的小学》。


民国的教育家



张謇


晚清有个状元张謇,南通人,他是一个实业家,也是教育家,他有句名言叫“父教育”、“母实业”。在他看来,教育比实业更重要。他本来想办教育,但是没钱,就先办企业,挣了钱再办学校。


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——南通师范学校,就是他于1902年创立的,比官办的师范学堂要早很多。他到日本考察,从幼儿园到小学、中学,把门窗比例、桌椅板凳的高矮都记下来,连厕所、厨房的门都量,回来以后照着做。他发现,很多最简单的东西中国人都做不了,因为没有经验,所以他一开始就模仿日本。中国最早的教科书也是请日本人帮助编的,就是1902年到1904年完成的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。


大多数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校长,今天的人已经不太熟悉他们的名字了,除了个别像陶行知、经亨颐、张伯苓大家还知道。林励儒是北师大附中校长,后来做北师大校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;赵君达,天津耀华中学校长;高凤山,汇文中学校长;周厚枢,扬州中学校长;王人驹,做过浙江永嘉县、海宁县的教育局长,他一生最重要的职务却是,永嘉县永昌小学的校长;刘百川,镇江一个小学的校长,后来是江苏省教育厅的督学。这些人有的当时非常有名,但今天的我们已不知道他的名字,比如刘百川我是今年才知道,因为刚刚出版了他的《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》,非常精彩。王人驹的后人自编了《王人驹文集》,寄了一本给我,我才知道原来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温州籍的教育家,他不光有理念,而且有实践。


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,名校的和非名校的,一同构成了一个灿烂的教育家群体。如果一个时代只有那些有名的大教育家,那个时代的教育还不一定就有多好,只有出现大量不太有名的、普通的,具有教育家气质、能力和情怀的人,这个民族的教育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。


民国的校歌


教育都是人的教育,而不是非人的教育,学生、老师、校长都可以在学校里快乐地学习、生活、工作。


民国时代的老师,普遍认为学生身上有巨大的潜能,他们愿意在一个自由、舒展、开放的状态下跟学生交流,这种交流不是自上而下的,而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交流。所以,我把民国的教育称为有温度的教育。温度就是人与人之间有生命的交流,有那种爱的关怀,有怜悯。学习是一种生命状态,不是技术性的,你把它变成技术活儿,大家都会很苦。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校歌,就知道那时候的中小学是什么样的。


北师大附中的校歌是这样的:



附中,正正堂堂本校风,我们莫忘了诚、爱、勤、勇。

你是个海啊,含真理无穷。你是个神啊,愿人生大同。

附中,太阳照着你笑容,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。



多美好,北师大附中是中国顶级的中学,有110年历史,很多名流都从这里毕业。20年代的校歌让我们看到它的从容和自信,校歌的背后是学校,是老师、校长、学生,校歌的背后就是人。


再看天津南开中学的校歌:



渤海之滨,白河之津,巍巍我南开精神。汲汲锓锓,月异日新,发煌我前途无垠。

美哉,大仁智勇真纯,以铸以陶,文质彬彬。渤海之滨,白河之津,巍巍我南开精神。



上海位育中小学的校歌:



黄浦江,水泱泱,大小朋友聚一堂。用我手,用我脑,大家工作一齐忙。

莫怕工作忙,身心俱康强。国旗兮飞扬,庭树兮芬芳,琴韵兮悠扬。

爱我国,爱我校,爱我先生,爱我同窗。

人生目的不可忘,将来国事谁担当?创造,创造,生长,生长,位育意义深且长。



位育有中学也有小学,至少出过8个大学校长,有同济大学的,有北京大学的,有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校长,还有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。


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的校歌:



群峰围广地,绿草碧如湖。患难来求学,勤勉倍往初。

试一问:三忠高镇名圣湖,烟雨轻笼鸳鸯湖,英冢胜光碧浪湖,千秋胜景今如何?

不堪敌马纷纷踹,无奈灾黎惨惨呼。忍令河山遂改色,誓倾汗血洗尘污。

伯兄居前导,仲昆更后扶。钱江冲浪过,策马入名都!


这所学校是由四所中学组成的,包括浙江省高级中学,浙江省嘉兴中学,浙江省湖州中学,杭州女子初中。抗日战争时期,杭嘉湖地区沦陷,这四所学校都逃到了丽水碧湖山里面。在这里组建了两所学校,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和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。钦本立、金庸等都曾就读于这所学校。


我们今天读起来可能有点累,那个时候的初中生就能接受这样的半文言。这是他们的校长、一位数学老师写的,音乐老师谱的曲,全校传唱。第三句中的三个湖,指的是三个地方——杭、嘉、湖。三忠高镇名圣湖,是杭州西湖。为什么叫三忠高镇?杭州有三忠,岳飞、于谦、张煌言。烟雨轻笼鸳鸯湖,是说嘉兴南湖。英冢胜光碧浪湖,是湖州。因为蒋介石的一个把兄弟陈其美是湖州人,他的墓在湖州,所以叫英冢。英是英雄嘛,英雄的墓在这碧浪湖畔。


江苏镇江穆源小学的校歌:



大江之滨古谷阳,浩气贯朱方。书声琅琅,弦歌一堂,桃李芬芳。

春风吹,钟声扬,莫负好时光。江水泱泱,山光茫茫,前途永无疆!


河南省第四小学的校歌:



是人都当上学,上学就是学做人。

小朋友啊,你看这校宇空敞,园景美丽,唱歌跳舞何等有趣。

我先生,我同学,努力、努力,愿我河南省立四小,人人快乐,永享荣誉。

“人人快乐”,这多美好,小学生喜欢这样的歌词。


下面是江苏省县立第五小学的校歌,汪曾祺的母校,因为他的缘故,这首校歌就流传下来了:



西挹神山爽气,东来邻寺疏钟,看吾校巍巍峻宇,连云栉比列其中。

半城半郭尘嚣远,无女无男教育同。

桃红李白,芬芳馥郁,一堂济济坐春风。

愿少年,乘风破浪,他日毋忘化雨功!


这是他们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写的,这位老师成了汪曾祺一生的惦念。他60岁以后还以这位老师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。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老师,第一就是这位老师,第二才是沈从文先生。没有这位老师,即使后来遇到沈从文先生也可能没用,因为你少年时代没有那根线布在那里。少年时代一定要有一根线索,大了以后遇到能点亮你的人,那根线点起来了,生命的灯就亮了。


我看了很多校歌,其中有自信、自尊,有追求知识的庄严美好的感受,我感到这些校歌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,就是地域性、审美性和人文性。


对学校所在地域的山水草木的描述,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中,世世代代都是非常重视的。地域文化正是构成中国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当清兵南下,横扫整个中国的时候,江南的士大夫领导民众起来抵抗,靠的是地域文化的一种积累。单纯的武力抵抗是没有力量的,真正的抵抗还是文化。日本人非常明白这个道理,所以,他们为侵略中国几乎做了50年的准备。在这50年当中,他们对中国地域、矿产、文化等各个方面,做了地毯式的调查,各种调查报告之细密,水平之高,用力之深,让我们今天看了仍触目惊心。


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真是到了骨髓里。1932年1月28日,“一二八事变”,他们进攻上海,首先想炸毁的不是军事基地,而是商务印书馆,因为商务印书馆是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。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摧毁,这个民族就真正被摧毁了。


但是今天,中国的地域文化正在被削弱、被摧毁。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,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承,很大意义上不只是经典的传承,更是地域文化的传承。有什么全国文化吗?孔子文化不就是鲁文化吗?屈原文化不就是楚文化吗?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。如果没有了地域文化,就没有了个性,没有了差异,没有了不同的面孔,没有了从各自地域生长出来的风俗、思想。地域性其实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脉。


审美性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东西,我们看到那些校歌里面都有很美的一面,都有桃李芬芳的一面。桃李芬芳最初并不是用来比喻教书育人的,只是对纯粹自然的描述,慢慢变成了教书育人的一个比喻。


人文性刚才已讲了很多,就是蕴含在校歌背后的东西,他们的那种自信,对知识的追求。


民国教育的特征


我把民国教育的特征概括为两点:


第一,是人的教育。


人不是工具,人是目的。殷海光曾说,“自由的伦理基础就是把人当人”,我把这句话借过来,教育的伦理基础是什么?也是把人当人。


第二,就是解决了教育的独立性问题。


我们今天的小学是为中学而存在的,中学是为大学而存在的,各自都是不独立的,只不过这个流水线上的一环。但在民国,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自成格局。


小学就是小学,中学就是中学,大学就是大学。因为,更多的小学生不一定读中学,更多的中学生不一定读大学,那个时候受教育的机会也少。由此反推,小学阶段要完成一个人成为公民,成为一个社会人的使命,他要到社会上去工作,要成为父亲、母亲,那就必须在这个阶段接受应有的教育。


中学也一样,都要完成本阶段应该完成的目标。杭州高级中学不是为浙江大学而存在的,北师大附中不是为北师大和北大而存在的。作为一所中学,它有自己的尊严、有自己的体面,骄傲地存在于这个社会。它的学生无须因为考上某个名牌大学而为母校争得荣誉,他在这个阶段所受的教育,滋养了他的一生,装备了他的一生,才是最重要的。


不是因为学生分数考得高,这个学校才是好学校,而是因为这个学校养育出来的人品质好、学习好,在社会上口碑好,这个学校才是好学校。他们有自己的评价标准,有自己独立的评价体系。评价体系的背后是什么?就是整个社会的一套价值体系。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扭曲了、失衡了,一切就都变态了。


教育应该是正能量,为这个社会提供建设力。民国时代,虽然兵荒马乱,山河破碎,但是人心没有碎,那个时候的学校教育是在为社会建设提供正能量。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有很多负能量和破坏力,如果我们加大这个正能量和建设力,负能量和破坏力就减弱了。每一个人做一点,整个格局就撑开了,空间是撑开的,时间是争来的,一切都在自己的作为。


我的三位好老师


我的一生从来没有遇到一所好学校,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读的都是最普通、最烂的学校,但我曾遇到过好老师。


我14岁时遇到一位老师,告诉我怎么写文章,他只教了我三句话,却让我一生受用不尽。他其实只教了我叙事的技术。我当时写了一篇作文,被我的语文老师看上了,她拿给她的先生看。她先生是我们县里的文章高手,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。我被叫到老师的宿舍,他跟我大约说了5分钟。他说你这篇作文写得不错,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,他告诉我叙事的文章要怎么写,“你是写捉螃蟹,你要写——先抓大的,再抓中等的,然后再抓小的。”当时我不大懂,只是按照他说的去修改了,后来发表了。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说,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要这样写文章,现在我明白了,这就叫层次,这就叫具体,这就叫细节,这就叫鲜活。他教会我这个技术,我现在可以得心应手的运用,与我的的生命融为一体了,所以我可以把历史细节用好的叙事表达出来。


然后,在我十八、九岁的时候遇到了第二位老师,他教了我好几句话。第一句,在学术上不要搞空对空导弹,要搞地对空导弹,就是要脚踏实地。第二句,写文章要以小见大,从小切口切入,写大问题。第三句话是告诫我,你要在学术上训练自己10年。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写东西,他说你不要急于写东西,你写读书笔记,十年后再来写自己的东西。他说,我对你有信心,你10年后再开始写,肯定行。我当时心里不怎么服气,其实我是过了12年才开始写东西。20多年后我更加明白了,老师说的完全正确。没有他说的这个10年论,我肯定不行。很多有才气的80后,我发现他们多数人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,就是太急躁了,不愿意等待。需要早一点成名、买房子,因为娶老婆没房子谁嫁给你?很现实嘛。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被房子压弯了腰,等待10年是一个奢侈的事。


我生命中的第三位老师是28岁那年才遇到的。我觉得时间都是对的,14岁遇到一位,18岁遇到一位,28岁遇到一位,如果没有前面两位,第三位遇到也没用。这一位,如果不是他找我,我还不敢去找他。许良英先生是三卷本《爱因斯坦文集》的编译者,在科学史领域很有影响。他找到我,给我很多批评,当然也给我一些鼓励。但是他的鼓励带着温度,我知道他很喜欢我,他的批评有一些我听不进去,但是我很喜欢他的批评。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交往,一直到现在,他已经92岁了。我28岁以来很多方面都受益于他,我们几乎每月都会通一封信。他不喜欢打电话,喜欢写信,这是老辈知识分子的习惯。他给我的信可能有好几百封了,我们什么都谈,谈思想、谈学问、谈人,谈中国的事,谈世界上的事,谈科学上的事、文化的事、政治的事……我1995年认识他,4年之后,1999年,我开始写东西。


我的故事没有普遍性,但从中能够看出,一个人的生命中,假如在小学就遇到一个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老师有多重要。金庸就遇到一位小学语文老师,给他的教诲影响到他几十年后办报。很多人都说,小时候的某一位老师、某一件事影响了自己的一生,专业的方向、最后的造化。汪曾祺母校的校歌里最后那句话,真的非常棒,“他日毋忘化雨功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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